王乃彥，生于1935年11月，中國科學院院士、核物理學家。
195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曾赴蘇聯工作，在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錢三強領導的研究組里工作，走上了核物理研究之路。
王乃彥為我國核科學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參加研制并建立了我國第一臺在原子反應堆上的中子飛行時間譜儀，測得第一批中子核數據。對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結構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在高功率脈沖技術、束流物理和束靶相互作用諸方面取得國內外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氟化氪激光聚變和激光核物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1993年，王乃彥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王乃彥先后出任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科技委主任，核工業總公司科技委副主任，核工業部研究生部主任等職。曾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中國物理學會付理事長，中國核學會理事長，太平洋地區核理事會理事長。
王乃彥除了做科研工作，也熱衷于做科普工作。曾經連續多年擔任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大獎賽評委會主任，也是連續多年的明天小小科學家評審委員會主任、大學生挑戰杯評委會主任。
退休后，王乃彥花在科普上的時間更多。不僅為大學生，也給中小學生做科普。如今，王乃彥雖已是年屆九旬，卻依然堅持做科普工作，傳承“大手拉小手”精神。
中國科學院院士、核物理學家王乃彥。 受訪者供圖
【對話】
出身“化工世家”，卻選擇了物理
新京報：你對知識的渴望是否受到家庭的影響?能否具體說說，比如父母、兄弟姐妹的影響。
王乃彥：我父親應該是中國測繪的第一批學者之一。當時他在北京的京師測繪學堂學習。畢業后到福州-廈門的公路局工作。
我哥哥在原北洋大學讀書，我姐姐考上現在的上海交通大學。我父親深知：讀書才是一條好出路。所以，父親認為再窮也得送我們去讀書。
當時的我還小，很貪玩。等我讀初中時，父親見我不好好學習，就親自教我數學。英語沒有課本，父親就手抄當時的教材讓我學習。
我們家是“化工世家”，大舅、二舅、大哥、大姐、表弟、表妹都學的化工。但到了我這里就“變異”了，變成了學物理。
這其實也與我家庭有關。我父親學測繪的書籍都帶回家里，我喜歡翻我父親的書：不僅有航空測繪的書籍，還有一些物理學書籍。初三時，我在一本物理學書上翻到了牛頓，就把牛頓的頭像剪下來，一直保存到了上北京大學物理系。我哥哥到北洋大學讀書，也給我寄回來一些書，其中有一本《趣味的物理學》，我至今還記得。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走上科研之路，有哪些老師對你影響較大?
王乃彥：小學校長影響挺大的?？谷諔馉幈l后，我隨父親從福州到了沙縣。我小學是在沙縣師范附屬學校讀的，整個小學就只有校長和他愛人倆人教書，校舍就設在一座寺廟里，冬天寒冷異常。我在這樣的環境里卻在當時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王乃彥與同事一起做氟化氪激光實驗(左1，王乃彥，左2，洪潤生，左3，王淦昌，左4，單玉生) 。受訪者供圖
我當時由于年紀小，個子矮，坐在第一排，校長把他的馬蹄鐘就放在了我面前，并讓我看著上、下課的時間，到了就去敲鐘上課、下課。因為冷，年齡大的學生就慫恿我撥快校長的馬蹄鐘——這樣就能提前下課。下課了，同學們就沖出去曬太陽，在外面高興地玩。然后，我又慢慢把鐘給撥回來。
有一次，我在下面正偷偷撥分鐘時，校長突然轉身過來逮了個正著。
我當時嚇壞了，都快哭了。我以為校長要處罰我，但校長看我可憐的樣子，沒有罵我，相反，摸摸我的頭說：小王，你怎么作假?以后千萬不要這么干，我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后來，我在中國科協的一些活動上跟學生們講，這是我人生上的第一堂科學道德課。從此，我記住了不能弄虛作假。
新京報：現在回頭來看，你認為自己走上核研究之路是偶然還是必然的?
王乃彥：說是偶然的，也可以。我在高中時參加了福州的土改工作，土改工作結束后有兩條路可選擇，一個選擇是到福州市委工作，另一個選擇是回學校繼續讀書。我最后選擇了走繼續學習這條路，包括北大讀書后來被安排到原子能專業。
我剛上大四時開始分專業，有理論物理、固體物理、光學和無線電等專業。因為我原本就對無線電感興趣，就報了無線電。結果，我被分配到了原子能專業，因為讀了原子能專業，才有后來我被分配到錢三強領導的研究組里工作。
王乃彥與諸位師友在頤和園合影(左1，葛玉林，左2，項志遴，左3，王乃彥，左4，錢三強，左5，郭樹源)。 受訪者供圖
留學打下了扎實基礎
新京報：出國留學的經歷對你有什么影響?
王乃彥：我是1959年到蘇聯的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編者注：1956年3月，由蘇聯、中國和民主德國等11個國家聯合成立，下稱“杜布納”)留學，杜布納的科研環境很好。因為當時我是做中子物理研究的，杜布納建了一個脈沖堆中子源，我就在那里跟著學習中子能譜學研究、中子界面測量工作等。這些都是1955年第一屆日內瓦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也即核能國際會議)中一個很重要、很前沿的課題。
杜布納的研究隊伍水平很高，實驗室主任是蘇聯科學院院士弗蘭克，1958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弗蘭克平易近人，有一次他要到我所在的實驗室來，剛開始我想他這么一位有成就的大專家，我是個小不拉子，一見到他我就呼地一下站起來了，然后他過來翻翻我的筆記本，問了我些問題——杜布納要求每個研究人員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寫筆記：我今天準備做什么，我的方法、路線是什么?我預期得到的結果是什么?一定要寫，然后才能開始做實驗。
后來慢慢熟悉了，弗蘭克有一次就找我談話，我這輩子都記得，弗蘭克說：年輕人，我非常感謝你對我這么尊重，但我要告訴你，并不是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對，你不要認為我說的話都對。如果我對老師曾經說的話認為都對的話，我就得不到諾貝爾獎。
新京報：在杜布納的學習，對你今后做好科研工作產生了哪些影響？
王乃彥：杜布納每星期都會舉行一次學術討論會，邀請來作報告的是當時蘇聯國內核物理方面有名的專家學者。弗蘭克在每一次討論會都能發表很多自己的看法，也會做一個很精彩的總結。這個討論會我只要有空都參加。這給我很大的啟發，因為他們的學術討論非常熱烈、自由。
當時我們在杜布納學習、工作的中國人也成立了一個黨支部。我們也每個星期都舉行一次學術討論會，當時有王淦昌、朱洪元、張文裕和周光召等人，那會兒我們也是在一起平等自由地討論。
可以說，我在杜布納學習這段時間所受到的鍛煉和熏陶，對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有很大影響。最大的影響是，讓我知道科研工作要每一步都非常扎實;第二個影響是，要有很好的數學、物理基礎。
科學家吃了人民的飯，就要為人民服務
新京報：工作后有哪些人對你影響較大?怎么影響你的?
王乃彥：有兩位先生對我的影響大。錢三強先生，他是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錢先生對我們要求很嚴格，我剛從北大畢業到原子能院時，有一點重理論，不太重視實驗。錢先生告訴我：理論很重要，實驗也非常重要，物理學實際上是門實驗科學。那時候我就喜歡做理論研究，但錢先生從來沒有因此打擊我，他就是一直提醒我要重視實驗。
有一次，他叫我做一個放大器，我在北大都做過，做100倍的放大器沒有問題的，錢先生讓我做放大1萬倍的，我就想不就是2個100倍的放大器接一起嘛，沒覺得有什么難的。結果下來，我總是做不出來，我就到處借書看，求問專家，死活就是沒有做出來，最后發現是接線上出了問題。通過這次實驗我就發現，物理學也不是簡單地研究一些理論問題，好多學問也必須通過非常扎實的實驗才能抵達，也一樣需要很高的動手能力。
錢先生對我們也特別關心。我被派送到杜布納學習其實是錢先生的大力推薦才成的，我的材料第一次寄過去后被退了回來，因為他們要求至少有副博士學位的人才能過去學習，但我就是本科畢業。
我的材料被退回來后，錢先生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去。錢先生告訴我，他把退回的材料又寄回去了。他說，他告訴杜布納，他挑選的人就具有副博士以上水平。
王淦昌先生是中國核科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而且還是一個非常愛國的科學家，他的“以身許國”不是嘴上說說而已的。我是去杜布納開始跟著王老工作學習，到我回國后一直又有王老領導我們。王老經常跟我說，科學家吃了人民的飯，就要為人民服務。
王老1930年到德國柏林大學讀研究生，1931年提出可能發現中子的試驗設想，第二年英國科學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進行試驗發現了中子并獲得諾貝爾獎。王老1934年拿到博士學位回國，先后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青年物理學者，比如李政道。
1947年，王老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回國。1956年，王老又到了杜布納工作，1960年底回國后，受命秘密參加原子彈的研制工作，負責物理實驗方面的工作。
王乃彥輔導學生。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科技報國四個字的分量是在什么時候?
王乃彥：說實話，我高中參加土改工作回到學校后，就開始意識到科技報國的重要性，特別是到北大讀書以后，要科技報國的想法更強烈。
科技工作者有義務做科普
新京報：從事青少年科普工作也是你一直在堅持的。
王乃彥：沒有退休以前，我就做了大量的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中國科協主持的青少年科技大獎賽，連續多屆評委會主任我都擔任過，我也是明天小小科學家的評審委員會主任、大學生挑戰杯的評委會主任，都是連著當了幾任。退休前，我做科普工作大概每年加起來都會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科普我現在還在做，一直做到自己干不動為止吧。我們科技工作者有義務向青少年做科普交流，特別是院士，應該盡更大努力。一個小朋友在他求知欲很強，上進心很強的時候，你如果給他一點引導，也許他將來就會成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了不起的科學家。
新京報：從事科普工作，你認為與此前從事的科研實踐有何相同與不同之處?
王乃彥：科普工作與科技創新都非常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曾講過，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我非常贊同這個說法。
科普工作雖然看起來可能不像具體的發明創造那樣有明顯的成果，但做好科普工作對于提高全民科學素質，對于培養人才，特別是培養青少年科技人才，起著很大的作用。如果科普工作做得越好，國民素質越高，人才培養越好，科技創新才可能越多?？萍紕撔略蕉?，科普工作也能順其自然做得越好。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關系。
科學知識的普及，在教育部、科技部和中國科協的領導下，我們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做得很好，但是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同時，我們也要提高全民的科學思維、精神和方法，這個普及工作也很重要。因為我們除了宣傳具體的科學知識以外，我們也要把科學思維、方法和精神做好普及。我們要教育年輕人，甚至已經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員怎么用科學的思維方法指導自己的科研工作，即一定要客觀、全面地去觀察世界，而不是盲人摸象。
王乃彥院士對青年學生的寄語。 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覺得什么是好的科學素養?你認為當代青年需要培養哪些科學素養?
王乃彥：毛主席曾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研究)就是要客觀、公正地去觀察事物。觀察事物是為了分析事物。而要學會分析，就要能提出問題。如果只會簡單地表面地看問題，那怎么能提出優質的問題?
有句諺語說得好：學問學問，要學要問;邊學邊問，才有學問。就是說，你要想做好學問就要學會問，不學會問就不會有學問。所以，提出問題很關鍵。
同時，有沒有一個平等討論的環境也很關鍵，就是說在討論問題時，不能隨便給人家扣帽子，這樣人家就不敢講真話，不敢提出反駁。不能因為你是教授，你是院士，就看不上一個剛畢業的學生，不讓他們提出反駁，甚至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嗤之以鼻。這點上，王(淦昌)老就做得很好，他是誰懂就請教誰，他甚至會去請教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從來都是不懂就不懂，不會裝懂。
但是，好好討論只是其中一步，討論完以后還要看能不能做出大膽假設，然后認真做實驗求證。求證以后，如果失敗了，有沒有一個寬容失敗的環境。這是一套科學的思維和方法，搞科研的青年工作者尤其要學會和遵循。
2023年11月，王乃彥院士走進北京一零一中懷柔校區，給學生們上了一節關于原子能的科學課。新京報記者 蘇季 攝
【同題回答】
新京報：你怎么看院士做科普?
王乃彥：院士畢竟受的教育比較多，應該說是有自己的一技之長，所以我們更要好好地把自己知道的知識跟大眾做交流。院士絕不能講假話，這也是院士應盡的義務。
新京報：你認為科學家應具備的關鍵素質是什么?
王乃彥：科學家應該具備的素質：首先，愛祖國、愛人民?？茖W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其次，科學家要有熱愛科學、執著追求科學的精神。再次，科學家應該要有一些科學的思維和精神文化，用這些科學的思維方法貫徹到自己的業務工作中去，然后用自己的業務工作報效自己的國家。最后，院士應該愛護晚輩，為晚輩鋪路。
新京報：你認為科學對國家的重要性是什么?
王乃彥：科學對國家的重要性應該更全面一點說，是科學與教育。教育重要，科學也很重要。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而發展要基于科學技術和教育。因此，科學與教育是立國之本。
新京報：你認為該如何讓小朋友愛上科學?
王乃彥：小朋友要是喜歡上科學了，你用九牛二虎之力都拉不回來。因此，不要強迫小朋友，而是要啟發他們。那怎么去啟發小朋友愛上科學呢?這就需要家庭和學校來共同做好這個工作，要讓他們在活動中，在游戲中喜歡上科學，不要生硬地教育他們。
培養小朋友愛上科學有兩個注意事項：首先，要尊重他們的自尊心，其次，要教小朋友學會謙虛，要善于向他人學習，要把他人好的方法、做法學來。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才可能自信。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編輯 胡杰 校對 劉軍 賈寧
